东北地区最早的围场

        清太祖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后，不断加速对东北地区的统一。天命四年（1619年），在灭掉海西女真最后一个部落“叶赫女真”之后，努尔哈赤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:在叶赫地方设置围场。

　　叶赫围场可谓东北地区最早的围场，为后金政权所辖，但史料里并无有关努尔哈赤行猎的记载。据推断，也许由于当时后金与明军在辽东、辽西战事正紧，根本无暇行猎。

　　据《清太宗实录》记载，天聪六年（1632年），“上行猎至新哈达地方……上率诸贝勒猎于叶赫地方”。天聪七年（1633年)，“行猎于叶赫地方”。也就是说，自建州女真吞并海西女真扈伦四部以来，建州女真的贵族们便不定期地在这一带狩猎，待后金政权建立后，特别是清朝的建立，这一地区就成了皇太极及其诸贝勒大臣们固定狩猎的地点，虽当时还没有“围场”之名，但可视为围场的草创阶段。

　　从史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，清太宗皇太极在位期间多次率皇子大臣到围场行猎，前后共有16次，行猎的场所里然有时在蒙古地方，但大部分还是在盛京围场和吉林围场，其中到叶赫围场就有5次之多。

　　据《清实录》载：“天聪元年（1627年）十月戊甲，上率诸贝勒大臣，猎于东郊三百里外。”又载:“天聪七年（1633年)十一月辛亥，上与大贝勒代善及诸贝勒，率每旗一额真，每甲喇一旗长，每牛录四护军，行猎于叶赫地方。”这次行猎还规定，凡行猎处，有擅入围中者，贝勒罚良马一匹，甲喇额真罚银十五两，旗长罚银十两，闲散人罚银九两。

开设“盛京围场”

　　 天命十年（1625年），努尔哈赤正式迁都沈阳，从此，这座社会经济较为发达的东北要镇便成为后金入关前的都城。

        天聪八年(1634年），皇太极下诏改沈阳为“穆克敦”(满语“兴盛之意”），盛京之名由此而始。待清军入关迁都北京，作为陪都的盛京始终与大清王朝并存。

        顺治元年(1644年），摄政王多尔衮任用正黄旗内大臣何洛会为“盛京总管”，后称“盛京昂邦章京”，其管辖范围涵盖除东北西部蒙古部地区以外的广大区域。

　　关于盛京围场开设的时间，史料记载多有出入，说法不一，但学界普遍倾向于后金政权建立之后。据《海龙府乡土志》载:“太祖努尔哈赤率部征服辉发部，诛自为贝勒的拜音达里父子，遂灭其国。时丁未年，即明万历三十五年也，旋以其地置鲜围场。”而在《西安乡土志》中，亦有类似的记载:“国朝天命四年，灭叶赫后，设大围场。”

　　“围场”一词始见于史料典籍应是在清代高士奇所撰的《扈从东巡日录》中。康熙二十一年(1682年)四月，康熙皇帝第二次东巡，时任翰林院侍讲的高士奇再次随行。此次东巡的目的不仅是向祖上禀告平定三藩的成功，更重要的是视察东北边防，做抗击沙俄的战前准备。 高士奇详细记述了康熙皇帝在盛京围场狩猎的盛况:“每合围獐鹿数百，常开一面释之。我朝行围、讲武，使其习熟弓马，谙练队伍。每猎则以随驾军密布四围，旗色分八部，各以章京主之，分左右翼驰山谷间，逾高降深，名曰围场。”

　　早在康熙十年（1671年），康熙首次东巡回盛京祭祀祖陵时，也沿途进行了围猎，但史料里并未见“围场”之称，直到平定三藩之乱后的第二次东巡时才正式称“盛京围场”。据《清圣祖实录》载，康熙此行在东北共行围19次，此时清政府在东北已经设立盛京、吉林、黑龙江三大围场。

　　盛京围场的范围非常辽阔，跨越今辽宁北部和吉林西南部的海龙、辉南、柳河、东丰、辽源、西丰诸地。据《大清会典事例·行围》记载，盛京围场南北约480余里，南自南三通河沿起，北至阿机格色合勒北的伊通河。东西约490余里，东至辉发城，西至威远边门，大致是一个正方形的区域 根据地域内水系流向，划分为东流水围场和西流水围场。民国初年赵尔巽主编的《清史稿·食货志》记载:“奉天大围场分东西流二围，自国初拨留是荒，有鲜围十五以捕鲜，大围九十以讲武。”

　　围场以钢叉岭(今萨哈亮岭)为界，向东流入松花江的辉发诸河流域为东流水围场，俗称“东流围”，向西流入辽河的诸水流域为西流水围场，俗称“西流围”。按围猎方式和用途，围场又被划分为5种共105围，分别为御围11围，王多罗束围11围，鲜围14围，鸾远围6围，历年应捕围63围。 这105围按地域分配，属于今梅河口、辉南县的有20围，东丰县境内有22围，今西丰县(辽宁省)有36.5围，今辽源市境内有9.5围，余者地点不明。